编者按
以“面向绿色发展的环境与社会”为主题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13年年会于11月13日~15日在北京召开。此次年会分为3个主题论坛：一是绿色发展与社会和谐;二是公众参与和绿色发展;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创新。与会专家、委员进行了热烈讨论。本版特摘登论坛发言精华部分，以飨读者。
论坛一：绿色发展与社会和谐
通过立法实现空气污染治理目标
意大利环境、领土与海洋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能源司司长，国合会委员 克里尼
1978年，欧洲通过立法制定了一系列健康保障标准和空气污染治理目标，在过去40年里，成功减少了二氧化硫排放90%、一氧化碳排放80%、VOC排放68%、氮氧化物排放40%、PM2.5排放60%。
我们的举措分两步，第一步是制定空气质量标准。2008年欧盟发布了大气环境质量指令，强调所有污染物特别是PM2.5的排放限值标准;发布了国家排放上限指令，规定了2010年主要污染物整体排放上限。第二步是明确工业污染排放标准。2010年通过了工业排放指令，明确规定工业排放标准。同时，BAT(最佳可用技术)还明确了所有可用技术会产生的一些排放要求。
欧洲环境署发表的2013年空气质量报告强调，欧洲人口密集地区，尤其是城市，往往有达不到空气质量标准的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风险。如果要保障人民的健康，就必须把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降下来，我们不能采用末端治理的技术，必须改变整个技术链条。
目前有一种叫做黑炭或炭黑的化合物非常难治理，它不是温室气体，却会影响气候变化。当我们保护空气质量的时候，也是在保护气候，这需要制定跨部门的长期政策，才能够解决污染的多个来源问题。
要建立透明的企业管理制度
英国天然气集团独立董事、原壳牌石油中国集团主席、国合会委员 林浩光
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在企业工作时学到的东西，就是安全，也可以把安全理解为环境方面的表现。我们公司有一种平衡记分卡，评判的不仅仅是你能够发展多少业务、带来多少利润，还包括在环境及安全方面的表现。
两个经验教训让我们非常重视安全问题。第一，那时候我们的业务发展很快，但5年时间内就出现了第一起死亡事故，我们感到非常羞辱。第二，我所在的国家某企业有一个业务部门，每年会根据员工的业绩表现来评定薪酬和奖金。但如果这个部门出现严重事故的话，部门所有员工的奖金都会泡汤，而且所有人都会感到很羞辱。
在中国有很多大型的国有企业，所以我建议，要建立一个非常透明的记分卡，这些国有企业尤其是在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高污染或者高能耗的国有企业，一定要有透明的记分卡。从最高的董事会主席到基层员工，每一个人的表现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的，所有人都可以知道，包括公众也可以得到相关的信息。这样，我们的行动以及后果管理就会变得更加透明，并且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积极的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世界自然资源研究所总裁、国合会委员 斯蒂尔
我们的研究表明，积极的环境政策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就业增长。有两个原因：一是双赢的机会远大于预期，真正的减排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二是科技变革比我们想象得更快。新一代技术在变革，各种文献表明，要对碳排放征收碳税，并配置其他的政府政策和措施，能带来巨大的变革和变化。在这方面，中国也在努力。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一直在发挥核心作用，有两个领域非常重要：一是城镇化，二是摆脱对煤炭的依赖。
在城镇化方面，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城市对GDP的贡献率很高。城市是生态系统的熵增系统，公民需要去理解资源和物资的循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城镇化领域促进环境保护。
在摆脱对煤炭的依赖方面，中国现在想降低煤炭所带来的排放，所以要使用合成天然气。煤制天然气现在也开始使用了，但煤制天然气要使用大量水，而绝大多数煤制天然气的产地都分布在极度缺水的地方。中国等国家到底能不能很快实现不使用煤炭，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环境应统筹部署
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前副校长、国合会委员 何建坤
我想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协同效应出发，探讨如何突破资源和环境制约，促进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
现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强化的资源和环境制约，过度的化石能源消费不仅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而且导致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不断累积，引发了全球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生态危机。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同样的挑战。所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环境具有协同效应，应该统筹部署。
我国要走上绿色、低碳发展路径。要根据现实的情况，研究并制定积极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作为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对策和关键着力点。同时，要进一步研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目标。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要制定更为积极的低碳发展目标，在全国率先实现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同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策和重要着力点。
解决环境问题要有紧迫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能源与环境研究组主任、国合会委员 温蒂维尔德
对于中国而言，污染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解决环境问题要积极主动。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方向，有什么样的愿景，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如果我们知道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愿景，想要动员人们参与就更容易。没有一个愿景引导公众，就难以得到他们的配合和支持。
我们需要全面描绘我们的愿景。所有的人都讲我们需要有新的技术、新的指标、新的衡量标准。但要思考一下，到底我们讲的新技术、创新是什么。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今后10年要么中国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要么某种发展问题仍未解决，那时候会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因此时间紧迫。此外，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看法是急需做的工作，也需要时间，需要不断反复，需要和人们进行讨论，需要展开工作。因此要深刻认识到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关注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合会委员 徐东群
采取措施来控制和预防空气污染非常重要，但是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健康方面的影响也应该得到我们的监测和重视。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1082个城市在2008年、2010年年度PM10的浓度图中显示，中国有32个省会城市在这里有排名，除了海口之外，其他的城市都排在了814位之后，北京排在了第1035位。可见大气污染给中国带来了健康方面的风险和其他一些经济方面的损失。
在2010年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中，环境污染排在第四位。肺癌的死亡有20% 与PM2.5有关，心脏病的死亡有40%与PM2.5有关。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是一个长期的、非常艰巨的工作。这一计划规定，到2015年北京市的PM2.5浓度将会达到60微克每立方米，上海将达到50微克每立方米。但是WHO的目标是35微克每立方米。因此PM2.5所带来的大气危害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问题。
欧洲和美国已经对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在中国却缺少这种长期的系统化研究。所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13年启动了一个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监测的项目，分别在全国16个省市布设43个监测点，目的是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空气污染尤其是雾霾所造成的公共卫生影响监测网。建议应该促进多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并且分享在环境和健康影响方面的相关数据。
能源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 卡尔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也许正在从理想主义者慢慢转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不应该仅仅从道德和义务的角度来强调人们要保护环境，而应该有更多的措施。
中国目前正处在煤炭困境中，在“十一五”计划中，中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能耗减少目标。的确，中国也达到了目标。但同时应注意到，中国煤炭的消耗量却在同期增长了。
所以我要强调，在整个中国能源的消耗中煤炭是占有中心地位的。这不仅会造成空气污染，影响公众健康，而且会破坏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市场的形象，不会有人才愿意到一个高度污染的国家来工作。
现在有很多高能耗的产业转向中国，尤其是转向像新疆这样有巨大煤炭储量的省份。我担心的是新疆应该怎么办?新疆有竞争优势吗?新疆没有足够的水。像新疆这样的地方，可以着重发展葡萄酒产业，这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地的资源。
我认为一定要解决煤炭消耗的问题，这也是中国能源结构改革的问题。现在全球都在购买由中国生产的产品，这其中蕴藏着很多的机会。中国可以向绿色经济转型，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会有巨大的影响。
论坛二：公众参与和绿色发展
经济增长与能源使用应脱钩
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行动计划”执行总裁、联合国工发组织前总干事、国合会委员 云盖拉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工业化可以有效地改变社会、改善经济，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扶贫和致富。但同时，工业化发展推动了对能源的需求，能源方面面临很多挑战。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走绿色技术、绿色能源道路。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好的案例。他们一方面能够大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能够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丹麦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可以与能源的使用脱钩。在过去的40~50年的时间里，丹麦的经济增长了大约百分之百，但是能源的使用没有变化，甚至有所下降。沃尔玛也在减少其遍布全球的供应链的能源消耗密度。欧盟一些地区也在消费层面做了大量的减少能源消耗的工作。
如今中国想要进入生态社会，需要认真考虑怎么样在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要想有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我们必须改革能源结构和能源消耗方式。
利用全媒体主动引导舆论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 董关鹏
当前环保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环保有关信息供给不足。边做边说、透明公正，才是正确的选择。进入全媒体时代，网民、微博的力量很大，因此，应对舆论最好的方式是主动引导，主动给媒体提供一些信息，他们有了信息就可以和政府机构成为朋友，帮助解决危机。
事发后的第一时间非常重要，要为媒体提供重要的信息。而且要利用官方网站第一时间发布，要在舆论形成前的第一时间与公众保持对话，只有达到和谐状态时才可以停下。态度有的时候比事实更重要。
环保部门不仅要为公众提供信息，还要了解舆论，然后因势利导。作为环保方面的形象大使，必须向公众提供他们相信的事实，能够相信的真相。谣言止于公开，沟通需要智慧，环保部门必须正确地做工作，同时还要与公众保持良好沟通，以获得公众的信任。目前各个环保机构急需改进工作方式、改进宣传方式。
确保公众获得信息并得到尊重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司司长、国合会委员 厄普顿
我们说到公众参与绿色发展，并不仅仅是说说，还要与公众进行更好地交流。必须要保证参与的人能够产生一些影响，并且使其言论得到尊重。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在环境方面有比较完善的立法，能够确保公众及时获得信息，并且其表达意见的权力也将得到尊重。
目前，OECD的34个国家的政府正在努力地发展一个网络，用来收集公众言论。并且，所有的国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参与。例如，在法国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
此外，为了保障公众参与，还需要具备大量的公众开支资金。例如，韩国利用国民预算的2%来和民众进行沟通，并通过一些公共宣传项目让韩国公众能够参与到环境、绿色标准的制定当中。
参与环境决策需要法律保障
北京大学法学院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汪劲
从发展的意义上看，绿色发展的本质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基本人权和维护社会的进步，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基本的要求和价值理念的出发点。从绿色发展的关联主题来看，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关系其实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政府、企业及自然人。
参与环境决策的公众基本权除了知情权、建言权之外就是公众的建言要得到尊重。
这也是公众的权力，是法律权力保障非常重要的规定。公众在举报不良和违法行为以后，以及公众对决策意见很大的时候，不能把公众的意见放在一边置之不理，而是要通过法律的程序回答和解释公众的疑问，即便对公众的意见不采纳，也要说明为什么不采纳。
我们要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确立公众对政府意见不认同时有行政复议权和诉讼权。当然，对公众利益造成侵害，公众还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此外，要在法律上确立公众参与的法律程序。法律法规要把公众如何参与开发和如何参与决策的途径、方法等逐一规定进去。
再有，就是要扩大公众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三审稿已经确立了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但目前规定的范围过窄，如果仅仅限定为几个团体才有资格提起诉讼，对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显然数量太少。应该确立至少每个省有一个，最好能够使每个城市都应当有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利用环境影响评估鼓励公众参与
欧盟国际合作、人道救援与危机处理委员、国合会委员 乔治艾娃
在欧洲，我们一直非常努力地保证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并认为这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
欧洲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可供借鉴：第一，利用环境影响评估，来鼓励公众参与决策;第二，环境保护组织在宣传、鼓励公众参与，提供信息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中国也应该在这方面去进行一些尝试，采取更好的方法，让公众有机会自己成立这样的组织，就公众关注的问题进行宣传，并保证信息的有效披露。
第三，欧洲注重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非常关键的，企业需要承担环境方面的责任，特别是在考虑社会责任的时候，一定要在企业的变革中考虑到环境问题。
此外，在欧洲有一个由整个欧洲来共同设定的信息公开公约，主要是讲公众参与信息披露。中国也可以考虑将其纳入到立法中。
需要区分磋商和参与的不同
非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国合会委员 谢孝旌
在谈到公众参与时必须区分两点：一个是磋商，一个是参与。
磋商是一种双向的关系。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向公众征求意见，需要公众进行反馈，这是合作伙伴的关系，也就是公民积极参与并制定政策的过程。迄今为止，OECD国家中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做的更多的是磋商工作。然而我们需要更多的是真正的参与，而不仅仅是磋商。
非洲开发银行在一体化的保障系统中所学得的一些经验可供借鉴。首先是透明度，也就是说要提供相关的文件，并且把磋商的进程公开出来。公众的反馈都会在网站上进行公开。
其次，需要有一个更广泛的基础，让更多的人参与，让有关各方都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在绿色发展中必须考虑各方的利益。
此外，在中国除了环保部门，还需要其他多部门的共同参与。
我们还需要有明确的目标，有明确的期望值，我们必须明确公众或者有关参与方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他们的投入以及意见在决策过程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公众参与需要一个有效的渠道
澳大利亚环境与遗产部前副部长、国合会委员 比尔
有效的公众参与需要一个好的、高质量的信息传播渠道。
一个有效观点交换的场所能让公众把他们的意见表达出来。同时，政府和监管机构在这个过程中还要鼓励一定数量的非政府组织发展。
在一些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有相关的政策支持他们。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公众的信任或者公众对相关部门的信任才是基础。
论坛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创新
尽快寻找生态文明衡量指标
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前院长、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 汉森
在文明进程中最需要的就是变革性的思维。
目前中国的生态文明已经作为政策核心部分写到了相关报告当中，这意味着中国现在已经把其面临的挑战放到桌面上进行讨论。
生态文明同时也是全世界正在关注的问题。不过，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个非常大的实验。这其中还需要思考几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是可以实行?是否有可测量的方式来衡量生态文明到了什么程度?其二，生态文明和中国目前的环境保护工作怎样协调在一起?怎样和不同的环境政策联系在一起?其三，生态文明发展程度关键取决于绿色发展，也取决于怎样来进行环境保护。
比如说清洁的水、清洁的空气、清洁的土壤，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要实现生态文明必须要让更多的公众参与，推进绿色消费以及其他类似工作。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寻找更好的标准和指标，来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
生态文明可以给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增加附加值，但需要找到更多成功的案例。例如，在环境保护、低碳发展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的成功经验等。
从五个方面探索生态文明
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李再勇
2007年前，贵阳还是排在中国前十位的污染城市。2013年，贵阳已成为中国最佳生态名城。期间，贵阳主要进行了五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首先，是进行顶层设计，坚定生态文明路径。贵阳市通过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作出了走科学发展路、建生态文明市的战略选择，确定了经济、生态、幸福指数等发展指标。
其次，进行分类指导。贵阳市重新规划了城市功能区;构建了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创新了司法体制，通过成立环保法庭、环保审判庭、环保警察局、环保公安分局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司法体系;集中组建了贵阳市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加强统筹全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管理。
第三，加强生态引领。贵阳市通过护林、治水、净气、保土、宜居等多个工程措施打造生态家园。
第四，创新驱动构建绿色经济体系。贵阳市通过优化发展思路，开展区域合作，调整产业结构，争取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价值最大化，并一直以来在寻找清洁发展路径。
第五，丰富载体。发展生态文明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虽然生态文明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很好的生活环境、生产环境，但是公众对其认识并不够，甚至一些地区还存在很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丰富载体，通过高端论坛、文明创建、宣传教育等形式，凝聚生态文明共识。
生态文明关键是发展方式的文明，科学发展关键是发展方式的科学。
中国应帮助全世界走向生态文明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国合会委员 里普
我想把生态文明的概念放到更宽的框架里面，考量中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等很多技术方面的领头羊，可以在全世界部署新的可再生能源战略，帮助世界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
那么，和海外合作的时候，如何把生态文明的概念融入其中?
在非洲和类似区域，发展风能、水能都有优势，如果中国帮助他们开发这些资源，比如将中国的风能发电机用于其中，就会帮助其进入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这就是我能想到的中国能够扮演的角色：中国可以帮助全世界走向生态文明。
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制度
上海市环保局副局长 孙建
随着经济中心地位的不断增强，上海汇聚了大批具有高度环境责任意识，强烈自主创新意愿的先进企业。
同时，上海市民的环保意识也比较高，具备进行绿色消费的意愿和经济实力。此外，陆续出台的环保法律和经济激励政策也发挥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形成了全社会关心环保、参与环保的良好局面。
因此，上海积极参与开展绿色供应链，有利于激发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环保，推动产业链整体绿色的升级，也可以提高企业防范环境风险、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是一种创新型的环境管理手段。
在典型示范方面，上海市参与绿色供应试点的有3家企业，宜家家具、上海通用汽车和百联集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首先，这些企业编制了绿色供应链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可以供同行业参考;其次，取得了相应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三，有助于示范企业自身逐步建立和完善绿色供应链方面的管理制度。
在绿色供应链能力建设和意识提升方面，上海组织技术专家针对示范企业以及供应商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培训，深入讲解绿色供应的理念，分享国内外成功的案例;加强对企业绿色供应链的认识，进一步提升、提高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水平。
此外，上海还参与了绿色供应链相关的研讨会，开设了绿色供应链的网站。
网站可以作为向公众宣传绿色消费和绿色供应的窗口，也将进一步打造成为面向企业用户在信息和互动方面的技术服务平台。
制定绿色供应链实施方案
天津市发改委副主任 李力
2012年12月，国合会正式批复天津开展绿色供应链试点工作。对此，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试点工作作为全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加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推进试点工作过程当中，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天津市研究制定了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的初步方案;初步确定了政府绿色采购、发展绿色建筑建材、绿色钢材等试点示范项目;选取了政府采购中心、住宅集团、渤海钢铁集团和新金融公司作为项目实施的单位;召开了绿色供应链试点的工作启动会议;印发了《天津市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实施方案》;提出了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的基础条件、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以及工作安排等方面的内容。
同时，我们还研究制定了建立低碳发展与绿色供应链管理服务中心筹建的方案、设立绿色商品国际交易中心的方案。
此外，天津市还积极推进绿色商品采购，推进绿色低碳服务示范区建设，推进绿色钢材行业的发展以及举办绿色供应链的试点培训和示范项目中期会议等。
进一步增强环境资源指标的约束性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合会委员 胡鞍钢
我们需要对中国已经进行的绿色发展规划做一个评估。
值得关注的是绿色发展指标。“六五”时期绿色发展指标有3个，主要反映在能源方面;到了“十二五”时期，从指标类的角度来看，绿色发展指标占比从3%提高42.9%，可以说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是绿色发展规划。
那么，“十二五”规划实行的情况如何?基于2011年、2012年的相关数据，在所有的24个指标中，现在看来执行不好的恰恰是资源环境指标。
像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等执行的都比较好。但有几个指标滞后，比如说耕地指标略有滞后。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现在的完成率只有28.6%，而目标要求达到40%，这是明显的滞后。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只完成了34.4%，也低于40%。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程度也只有29.5%，现在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主要的环境指标已经实行的非常好，但需要指出，氮氧化物减排量明显滞后。
当下，我们还要坚持“好”字当头、“好”字优先，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其次是要大力推进绿色革命，特别是这些滞后性的绿色指标，要在未来时期需要着重处理。
另外，就是要解决指挥棒的问题，改变以GDP为上的现状。我建议不再对省或者省以下统计GDP，那样会重复计算，不科学，要把更多的指标放在绿色发展指标上。
同时，我认为一定要进一步强化资源环境指标的约束性，这样才能保障如期实现“十二五”规划相关目标。
城镇化要考虑未来发展空间
荷兰基础设施与环境部秘书长、国合会委员 里兹拉
依据中国目前的情况，应该把生态文明的推进和其他增长结合起来，注意短期和长期计划之间的协调，以及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这个非常重要;为了能够真正建立起生态文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能够提高效率。
另外，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现在的城镇化浪潮。每年有大量的人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当中，这给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对城市进行重新规划和安排。
我在荷兰每天都可以听到他们在安排国家发展的问题，五年或者是十年的计划，目的是希望改变我们的城市。这个做法不仅仅是在荷兰，中国也是如此，这会决定未来我们有哪些可能性?未来有哪些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以便能够在空间规划和城市化过程当中更好地做出决策。
此外，我认为，我们需要有效的规划，要留出空间给以后发展更大的适应性。要使小的城市成为更高效的城市。也就是说在进行规划过程当中，要考虑到未来在建设投资上的发展空间。
深入思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国合会委员 李晓西
对生态文明有狭义的理解，重点是讲生态系统的优化问题，比如说生物多样性;还有广义的理解，把生态理解为自然，把文明理解为人类。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多个地方提到了生态文明和生态文明制度。其中，在生态文明制度里还提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还有一处讲到体制，讲的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三中全会把生态文明提了这么多次，讲了体制、制度、体制改革，很值得搞研究的人想一下。
比如说，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究竟怎么来理解?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当中，怎样更好地进行制度创新，使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做得更好?
同时，三中全会还提出了目标指向，紧紧围绕美丽中国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现在不同的地方都在做关于“美丽中国”的指标，包括工信部、发改委都做了一些指标来衡量生态文明。如何和“美丽中国”结合起来，这也是一个目标，三中全会提了这么多概念，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相应的融资机制
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沃恩
我认为，想要在生态文明方面取得可以看到的成果，就必须有很好的融资机制。
中国的银监会已经推出了绿色信贷的政策，并制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使私营的银行也能够变成绿色银行。
现在有很多的人，愿意付更多的钱在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上，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对我们减少生态足迹也非常重要。
但另一方面，目前也充满了挑战。在大量的资金被用来补贴化石能源的同时，可再生能源却缺少支持。
怎样来看生态文明，以及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认为，对于绿色GDP的指标，需要有统一的认识才可以。指标必须是老百姓可以看懂的，让老百姓明白我们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